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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全球经济的根本弱点是什么?

  在过去十年中,全球经济已经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,主要是由于各大央行纷纷启动量化宽松,向市场注入流动性。然而,在没有稳定的工资增长和实体经济的生产性投资的情况下,全球经济唯一的方向只能是向下走。

  十年前,当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,人们突然变得不清楚是谁欠了谁的债,谁无法偿还债务,以及接下来谁会破产。其结果是银行间信贷市场冻结,华尔街恐慌,企业倒闭,这些事情不仅发生在美国,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蔓延。随着政治家们努力应对危机,经济专家们开始怀疑,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商业周期波动较小的“大稳健(Great Moderation)”是否会转变为另一次大萧条。

  事后看来,危机爆发前的自满情绪显然是不合情理的。但其后果却几乎没有改变。可以肯定的是,我们被告知金融体系更简单、更安全、更公平。但受益于公共资金的银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,不透明的金融工具再次成为必需品,银行家的奖金池满的都溢出来了。与此同时,不受监管或监管不足的“影子银行”已经发展成160万亿美元的业务,这是全球经济规模的两倍。

  由于过去十年中主要央行向全球经济注入了数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,各大资本市场纷纷反弹,公司并购开始加速,股票回购业已成为管理智慧的基准。

  相比之下,实体经济在短暂的乐观情绪和间歇性的下行风险中徘徊不前。虽然政策制定者告诉自己高股价和出口将提高平均收入,但事实是大多数收益已经被金字塔顶端的人所获取。

  这些趋势表明存在更大的危险:失去对系统的信任。亚当·斯密很久以前就认识到,对操纵的看法最终将破坏任何基于规则的系统的合法性。自2008年以来,那些被认为造成危机的人不仅逃脱了危机,而且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,这令普通阶层越发不满,削弱了公众对将公民、社区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机构的信任。

  在去年全球经济同步上升期间,经济机构中的许多人士显然太乐观了。实际上,除了美国之外,许多国家最近的经济增长未能达到先前的预期,一些经济体甚至放缓。尽管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继续走上正轨,但面临财政压力的新兴经济体数量也在增加。随着世界上主要央行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,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的威胁使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夜不能寐。

  主要问题不仅在于经济增长不温不火,而且还主要是受债务驱动。到2018年初,全球债务总额已从十年前的142万亿美元上升到近250万亿美元——比全球年产出高出三倍。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债务存量中的份额从2007年的7%上升到2017年的26%,这些国家的非金融公司的信贷从2008年的占GDP的56%上升到2017年的105%。

  此外,鉴于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复苏之间的脱节,发达国家收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。虽然股票市场正在仍然繁荣,但工资却停滞不前。尽管危机后的债务扩张,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与GDP之比一直在下降,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停滞状态。

  在这种脆弱的事态下有一个非常大的“已知的未知”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既不会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,也不会使中国的技术进步停止。如果针锋相对的势态升级,它将会带来全球的不确定性。更糟糕的是,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对全球经济的信心开始下降的时候。对于那些已经受到金融不稳定威胁加剧的国家来说,全球贸易体系崩溃造成的附带损害将是巨大的,也是不可避免的。

  然而,与传统观点相反,这不是战后自由主义秩序结束的开始。毕竟,随着自由资本的增加,放弃充分就业作为政策目标,工资与生产力脱钩以及企业和政治权力的交织,这种秩序的解体很久以前就开始了。在这种背景下,贸易战被理解为不健康的“超全球化”(hyper-globalization)的症状。

  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是,当需要更大胆的合作来解决高度全球化的不公平问题时,“自由贸易”的鼓声已经淹没了那些呼吁在体系中恢复信任、公平和正义的人的声音。没有信任,就没有合作。